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学证券法,最重要的两部成文法是1933年证券法(Securities Act of 1933)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(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)。看名字就知道,这两部法律是20世纪30年代制定的。

历经几十年,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打了无数个补丁,让这两部法律成为两座少有人能理清楚的大山。但他们的地基,都是在九十年前就已打好,一直沿用到今天。

不止是证券法。我们今天学习的重要法律几乎都有几十年的历史。联邦民事程序规则(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)于1937年制定、1938年立法。直到四十年后的1972年,才有了与之匹配的联邦证据规则(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)。到今天又是五十年。

美国是案例法国家。要制定影响如此巨大的成文法,需要先有若干案例法积累,形成法律界共识之后,再汇入成文法,这个过程相当漫长。

如果是州法,还得每个州逐个通过。例如现在每个法学生都得学习的美国统一商法典(Uniform Commercial Code),1942年制定,1953年有第一个州(宾夕法尼亚州)通过,而最后一个州(路易斯安那州)直到1990年才通过。

一部法律,从制定到推行全国,花了快50年。这就是法律变革所需要的时间。以至于在美国准备律师考试,用前几年别人用剩下的材料都不会有太大问题。短短几年的时间,值得被律师考试考查的重大法律变革,实在是太少了。

而中国呢?在1990年代初,中国没有公司法(1993年)、没有担保法(1995年)、没有统一的合同法(1999年)、没有物权法(2007年)、没有侵权法(2010年)。

到今天不过三十年时间,中国就有了民法典。虽然民法典覆盖的内容和很多条款都有争议,但至少是一部体例基本完整的民法典。

如果和美国做比较,中国法律变革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。在中国考法考,每年新颁布的立法都会是考察重点。光是每年都有重要的新法这件事本身,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不寻常的。

所以我一直推荐大家看法制史,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立法过程。现在的年轻朋友们可能都没办法想象,在那个时候不要说法制建设,最急迫的问题是根本没有法律,而法院又要判案子,怎么办?

立法部门只能把涉及面最大、用得最多的法律要点,不管是民事主体、合伙、财产权、债权,也不管体例是否完整,一股脑塞进一部法律里面。这部法律和任何国家的任何法律都对不上号,学者也说不好应该叫什么名字。

最后是委员长一锤定音,就叫《民法通则》。

一部重要的民事立法叫通则,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头一次。就这么一部《民法通则》,从1986年用到2021年,见证了三代法律人。

所以法律人如何能保持乐观呢?

仔细想一想,现在还在世的老教授们,他们上学的时候中国可能几乎没有法律,没有本国法可以学习,甚至连本法律书都买不到。到了苏联学习,才知道原来苏联法继受了德国的民法体系。

现在正当壮年的教授们,他们上学的时候有了油印的民法讲义,中国开始频繁立法,教授在课堂上争执的学术观点,可能很快就被写入草创的法律之中。

而现在正在上学的同学们,不管怎么说,至少学习民法可以学本国法了。

过去很长一段时间,中国的民法教育只学法学理论、德国怎么规定、日本怎么规定。中国自己要么根本没有相关的立法,要么确实立法水平欠佳。

在这短短三四十年时间,中国法律完成了从无到有的巨大进步,这都体现在法学院的教科书里。

微观地看,法制建设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,不同的领导者有不同的思路,不同的司法政策也会极大地影响法律工作者的执业生态。

犹记得我上学的时候,有位北大教授对当时的司法政策有非常激烈的抨击。到了今天,那时的司法政策已不太有人提,那位北大教授也淡出公众视野。

作为法律人,判断什么是长期的趋势,什么是短期的波动,接受和适应眼前的不确定性,就是乐观的基础。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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